近现代以来，世界格局经历多次变迁，世界科技中心也发生数次转移。总体上，国家科技创新崛起之路可以归纳为原创引领型、寄居生长型以及和合融通型等三大类。其中，原创引领型往往是国家在关键科技突破后的主导模式，其路径依赖于科技原始创新的引领；寄居生长型适用于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与产业融合逐步走向科技自立；和合融通型则在整合自主创新与国际资源间寻求平衡，推动国家由科技大国向全球科技中心发展。三种模式呈递进关系，反映了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创新路径选择。
原创引领型的科技创新是指在重大科学技术革命中率先突破并发挥引领带动和辐射赋能效应，进而通过催生新的生产力推动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科技的引领者以及全球科技和经济中心的模式。这一模式遵循“原创性理论或技术突破－开创市场和全球扩张－成为科技和经济强国”的基本路径。该模式最重要的特点在于通过科学和技术革命推动产业变革以实现生产力跃迁，同时，其不仅有能力保障独立发展的自主权和争取利益的话语权，还具备通过领先的科技力量直接或间接塑造周边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科技创新生态的能力。具体来看，1765年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于1776年投入珍妮纺纱机应用，带动了生产力的根本性变革进而促进生产关系的重塑，直接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也凭借此先机完成产业和经济的迅速扩张，并在随后的汽车、火车等重要的科学技术发现和发明中形成引领之势，由此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了高水平的科技创新。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和美国相继通过电力照明系统的发明和应用，开创和引领了人类新的电气时代，随后又凭借汽车、飞机的发明制造进一步夯实世界科技强国的地位，相继实现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引领了一个新的时代。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在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等方面实现全面突破，继而引爆和引领了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也由此稳固住科技霸主的地位。总的来看，原创引领型的科技创新是立足科技强国基本定位，并在原创性理论和技术方面有较长的历史积淀，且学科及产业体系齐全，兼具发现和引爆重大科技突破、产业变革机会的能力。这一模式也是由世界大国迈向世界强国并进而成为世界引领者的必由之路。
2. 寄居生长型重在用新技术装备改造提升和变革传统产业
寄居生长型的科技创新模式是指承接产业转移、技术扶持和技术溢出，并以此为基础推进自主创新，进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该模式遵从模仿、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一般路径，重在用新技术改造提升和变革传统产业。而从政治和制度层面看，则凸显了以各方面高度开放赢得先发国家信任，并融入以先发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体系的特征，即以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科技的高度依附作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基础，进而推动其成为科技大国或科技强国。采取这一模式的典型国家有韩国以及二战后的日本。二战初期，日本在科技发展上确立了“吸收性科技发展战略”，从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入手，按照“引进－模仿－吸收－改造－创新”之路，逐步建立本国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20世纪80年代前，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和赶超型国家，其科技创新更侧重于应用研究，而基础研究上较弱。随着日本经济进一步强大以及科技水平的大幅提升，日本各界在围绕日本经济和科技发展前景方面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思想，核心是希望通过发展独立性强的科学技术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占有率超过50%，成为美国在信息时代最大对手，但其选择的崛起模式也使其遭遇了发展打压特别是科技打压，最终没能在信息革命中成为全球引领者。朝鲜战争以后，韩国也选择了依附于美国的发展策略，引进吸收的同时推进自主创新，实现了现代化，成为科技强国。综合来看，采取该模式达成的科技创新往往是部分后发国家基于自身定位、现实背景和资源禀赋所选择的有效之路。
和合融通型是指充分利用各种创新要素，为他们的自由组合提供一个平台环境，不断催生新的技术、产品和产业的模式，旨在通过平衡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实现科技发展的独立性与全球一体化的协调统一。该模式也遵从技术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一般路线；同时，该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更强调不断打造形成独立自主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实现多点突破来带动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跨入世界科技强国行列。以该模式实现科技创新的国家一般具有学科门类齐全、产业体系完善等特点。最为典型案例是美国，美国除了具有原创引领型特点之外，从其崛起史看，更符合和合融通的模式。美国通过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融合的方式，不断汲取全球创新资源和集成创新成果，在二战期间成长为世界重要的科技强国。与此同时，二战后，美国尤为注重“以我为主”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在教育和研究领域进行大量投资。1944年的《G.I. 法案》（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极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影响力。《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的推出直接推动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成立，为后续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再叠加冷战期间的军事研究与开发投资、太空竞赛、大学研究基金等相关举措和政策，直接推动美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头羊。中国则是另一个重要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整体科研水平从追赶、跟跑向谋求“并跑”与“领跑”转变，创新能力也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系统集成创新向原始创新转变。早期，中国遵从追赶型科技政策的一般路线，通过坚持开放性政策学习、确立阶段性的科技政策和战略规划、注重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的同时，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建设独立自主的国家创新体系以及促进人才交流，实现了向科技大国的转型。随着国家战略认知的提升和国内外形势变化，追求引领成为实现科技大国之后的最大目标，特别是受到美国的科技打压之后，进一步坚定了我国从追赶型的科技政策取向过渡到引领型科技政策取向。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中不断提升，2023年位列全球第12位。随着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从不足1%提升到2.54%，中国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展现出由追赶型创新向引领型创新转变的强劲势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和合融通的发展思想，指出“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对于中国创新发展而言，秉持开源共生和开放共享的理念，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将有力推动中国朝着包容开放的世界科学中心方向发展。
作者：产健，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本文原载于《今日科苑》2024年第8期
